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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丰语录
  • 与栗宪庭的谈话
    2014-5-7
  • 1985年11月由中国美协湖北分会出面,在武汉举办了“中国画探新作品展”,这是中国“85美术新潮”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展览。在这次展览中我第一次展出了四幅“小脚裸体女人”这几幅画在美术圈里引起较大争议。叶浅予先生激烈地批评我是纯粹的封建糟粕,当时任《中国美术报》主编的刘晓纯先生写了篇文章题为《朱新建的挑战性》,然后整版发文讨论这件事情,等等。《中国美术报》以后又出了不多的几期,随即被命令停刊。阿城说,一个玩古代形式游戏的人,被指为纯粹的封建糟粕,很牛啊。我和栗宪庭也是在这次展览的相关活动中认识的。
     
    栗:对当代的中国美术来说,1985年很重要。那一年,我们见过一面。
    我当时给《江苏画刊》写过两篇文章,一篇叫《“新文人画”的南线北皴》,把你算在“南线”的代表人物里面。还有一篇叫《近年来中国画里面的“泼皮牛二”,就是从你在湖北展览的笔会上和周京新一块儿画的那幅画说起的。
    朱:当时笔会上有人提议,要我和周京新用同一张纸,但中间隔开互相不许看到,各画一个武林人物,然后打开间隔,看看谁画得更“厉害”。间隔打开以后看到京新在那边画了一个粗壮的大汉,正往我画的这边飞来。我画了一个状貌猥琐的小瘪三,弯腰哈背蜷缩在纸角。京新又在他画的大汉身旁题了一排字:少林武功正宗传人。我也在那个小瘪三旁边题一排字:泼皮牛二嫡派弟子。随即我又从小瘪三的袖中飞出一把暗器正插在那少林弟子的腋窝。朋友们就笑了,以为京新比较吃亏。
    栗:1989年我写文章用了“泼皮”这个词,提出了“泼皮文化”这个概念,包括后来方力均、刘小东他们的油画,我都归到了这个范围里面。
    我读《世说新语》,觉得中国的文人走了这样三条路:一就是投靠官府,和自己以前的朋友断绝关系;二是如稽康,被杀;三就是刘伶。刘伶这样的东西一直在中国文人的作品中存在,包括像元曲等等。再比如“弥勒佛”,在所有的佛教国家里,只在中国有这个佛。整天嬉皮笑脸,装傻。这其实是一种态度,中国人特别的一种精神状态。你一下子就在笔墨的情绪上找到了这个东西。你最早画这样的画大概在什么时候?
    朱:大概是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开始比较成形。
    栗:我们看到你的东西是从1985年开始。我现在还是想从时间这根线索上追究一下,你开始有影响是从1985年。我们现在不妨还是用“新文人画”这个词。自从“五四”运动以后,打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,用西方的造型观念彻底替代了中国画的传统,如徐悲鸿、蒋兆和等等。到80年代中期你们几个人一下子出来,跳过“五四”以后的这个平台,重新接续中国的文人传统。当然,“新文人画”这个叫法,当时是引来很多非议的。好多人认为,你的东西又没有书香气,造型又是歪歪斜斜的,怎么能叫“文人画”呢?我倒以为若是真画的像八大、四王那样,那也没有意思了。包括现在的书法界,我写过一篇关于现代书法的文章,我觉得你对书法界也产生过影响,你破坏了一些传统书法的基本结构,但你的笔法还是传统的。你如果完全不强调笔法,那你就是吴冠中了,吴冠中说笔墨等于零,因为他自己的笔墨是等于零么。
    朱:你现在聊这个话题,是要写篇文章,还是要做一个题目收集些材料?
    栗:为了做一个“访谈集”。我觉得一个人写出来的文章太单调,有些人我很熟悉,但对一些事件,当时或以后他究竟怎么想,我不知道,我想知道一些细节。
    朱:说实话,当初我画一些“小脚裸体女人”真的只是为了玩玩,并没有去想它的“意义”。
    栗: 一个艺术家的东西拿出来以后,起先当然只是他的“个人趣味”,但有时候会转化成一种“公共”的审美趣味。为什么你这些东西突然在80年代中期以后造成很大的影响, 就是说,你感觉到的一些东西,很多别的人也感觉到了。但仅仅“感觉”到了是没有用的。你画出来或者我写出来才是艺术。艺术的个人化,只在具有了“公共”意义以后,才能有意义。我追问作者,慢慢把一些他自已本来不很清楚的东西也追问出来。
    朱:你刚才问我,怎么就会有这种情绪的。我现在想想,大概我自小就不大像话,大概在小学四五年级,有一次,我记得很清楚,老师跟我谈话,问我的理想。我问他,要说实话吗?他说,当然。我说,想当坏人。老师吓一跳,问我,为什么?我说,电影里的好人不是家破人亡(白毛女),就是被坏人抓起来上老虎凳(江姐),太可怕了。我与其一开始当好人然后熬不住“酷刑”再“叛变”当坏人,还不如一开始就当个坏人算了。我觉得当一个地主挺好的,假如我是黄世仁,我就不欺负杨白劳,不抢喜儿。还好,我的小学老师人挺好的,听我说完这些混账话,装着没听懂,也没接着去跟我搞什么阶级斗争,就算了。现在想起来,一个小孩在那样的阶级斗争文化的教育下,会有这种“奇怪”的想法,肯定也是受了“传统文化”的影响,这些“传统文化”往往隐藏在一些小说、民间故事,还有我常常跟着外婆、妈妈她们去看的越剧、锡剧等等里面。
    栗:我问了两个问题,一个是你刚才说的精神线索,还有一个就是你开创的表现方式。你的这种“愿意当坏人”甚至影响到你的“审美”趣味。你还是在传统的完整的表现形式里面,但是你的笔性、笔意,或者就说笔墨吧,已经完全“变”了。比如说我们原来写书法,中锋写一个“中”字,中间这一笔就一定写在中间,后来就写斜了,把它写到这个旁边来。后来我考证书法上的这种风气改变,其实跟你也有关系,你题在画上的好多歪歪斜斜的字,包括你画的乱七八糟的人,等等这些,是一种心理状态。但仅仅是心理状态是没有用的,比如说“不想当好人”,这种想法肯定好多人都有,但你说出来了,找到一种完整的、恰当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,这就是“艺术家”。这样一种方式你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,受过谁的影响?
    朱:这好像也得说到我的“天性”我小时候因为喜欢画面,给班里画黑板报,凡是画到好人,什么工农兵啊、英雄人物什么的,就没我事儿,凡是画坏人了,什么忆苦思甜画个地主啊,狗腿子啊,我就特起劲儿,画得特神。其实我心里还是很羡慕那些会画好人的同学。
    栗:你最早画的一些《金瓶梅》,我看过一些,就那么一点点大的那种,画得非常好,那些东西还在不在了?
    朱:那些东西我可以去找一找,有些朋友手里好像还有一些,可以拍一些片子。但那些都还不是最早的。有两点,我自己内心一直比较清楚:第一,我知道自己画得不好,但还是特别喜欢画画。这很奇怪,一般孩子应该这样,比如你上语文课,老师特喜欢你,经常表扬你,那么你就会喜欢语文课。可是,我画画是很“可怜”的,整天哭着喊着想参加图画组,可是图画老师觉得我画得不好,不要我参加。我也不觉得冤枉,我也觉得自己确实画得不好,但是还是特别喜欢画画,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倒还好,最多算我比较傻,也还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。第二点就比较可怕了,我自己也都知道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。大约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,我读莎士比亚的《王子复仇记》,哈姆雷特说了一句话:“我的思想就是我的存在,我的行动就是我的毁灭。”那本书我印象很深,有一个剧照,哈姆雷特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剑,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骷髅。我觉得我的内心太不能见人了,我的内心就是哈姆雷特手里的那个骷髅,我太好色了。这种东西是不能跟人说的,就在小纸上画啊画啊,过完瘾,就把它们撕掉了。那时候我跟比自己稍大一些的孩子学画,其中有朱道平,那时候他是我们中学课外图画兴趣小组的组长。现在是我所在的南京书画院的院长。有张伟,他是亚明先生的学生,现在是南京书画院的副院长。他们给我的都是好经,可是叫我这个歪嘴小和尚给念歪了。朱道平最早让我接触到水墨这个形式,张伟开始用亚明教他画人体解剖的方法来教我。(给了我发挥自己少年性幻想的一个绝好的“犯罪”工具。)他们自己都不是画这种“歪歪斜斜”一路的人,但在我还很幼稚的时候,对于我自己个性的肯定都起过很大的作用。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因,我以为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那时候的孩子不用去上学、工作,理所当然的整天没事干。(这在任何一个时代好像都是没有的) 于是,个人的兴趣便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以慢慢养大、养肥。那是真正的个人兴趣,没有老师、家长来管你这些闲事。像南京这种古城的小街小巷里还隐藏着好多遗老级的老顽童,他们也是整天没事干,就喜欢捉两个小孩来“教唆”。类似《棋王》里捡烂纸的老头那种,其实我也碰到过。后来,王朝闻到南京来,碰到李小山,就问他:这个朱新建日常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正常?大概,当时一些老先生是把我当不正常看的。
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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